白振海讲述鼠疫亲身经历(连载纪实）

先后300多人死在隔离所里，死在我身边的就有30多人。在隔离所的三个月里，我目睹的就是人进人出。进来的人一天天地增加，20多天后达到了高峰，每天能进来20多人；出去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，最高峰的时候有30多人。有的人前一会儿还在跟你聊天，后一会儿就已经僵硬了；还有的人身上腐烂的地方难受得挺不住了，自己咽了气。

我在隔离所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，吃的是高梁米饭，没有菜吃。仅有的几个破碗也让苍蝇下了蚱（音译，苍蝇在碗上面下的蛹），由于大腿已经烂了，伤口越来越大，我动弹不了。吃饭时用手擦擦碗，让别人帮助打点饭吃。身边不停的死人，人临死前的排泄物，不能动大小便都排在室子里，伤口腐烂的味道，苍蝇一群群的在室子里飞，满室全是：棚上，地上，身上，伤口上。更可怕的是人死去了，苍蝇在人的眼睛和嘴上下的蚱，有小米粒那么大。死的人太多了，每天早晨清理一次死人，死人用炕席一包，二道绳子一拉，往爬犁架子上一摊，拉到先前挖好的坑，不管多少人都装这一个坑里，然后埋上。再挖一个坑留明天埋死人的。

我的伤口在慢慢长好，有一天我们几个病友在聊天，我一不小心动了一下，伤口破裂。流了好多好多的血。由于流血过多，就感觉自己口渴，那时我动不了，又没有力气，只能小声的叫喊。希望能动的人给我拿一些水喝。有人要给我拿凉水喝。（德友，名字还要确认）说：不能给他凉水喝，他要是喝了凉水就会立刻死。这可怎么办呀！！这要是渴到天亮渴也渴死我了，我渴的只叫要水喝。（德友，名字还要确认）就大声叫边上的老刘家，求老刘家给烧点热水救我这条命。对老刘家说：你呀，现在救条命很容易，烧点热水就行。后来老刘家烧了一壶我都喝了，这才捡了这条命。

第二天早晨趁着 “白衣服”不在，母亲给我送来了面汤，我抱着母亲大哭起来，我说：妈呀，我差点看不到你了。我们母子俩又痛哭起来。

这些天，要不是母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隔离所的一个缺口，她趁着天黑“白衣服”不在，给我送来了一些药、吃的和干净衣服。以后，母亲有机会就来看我，不管我怎么拒绝。在隔离所里，别说吃药，就连饱饭都吃不上。如果没有母亲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来看我，我根本挺不过那三个月。

他们对还没死的人打“定血针”，打完针后，过一会人就死了。还“挖心脏” 、“挖眼睛”，对人体进行解剖,我知道就有十几人这样死去的。日本人茂木（mao mu音）负责给人打针，煮针头。他给谁打针那个人准死。

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人道。那些防疫班的人每天挨家挨户检查，他们把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少集中在一起，也不分老公公、儿媳妇或女儿，把衣服全部脱光排成一排，先摸脖子，然后摸腋窝，最后摸大腿根。然后在炕上全家人围着炕大步走，并且双手使劲甩，这是检查病的一种方法，如果有病体力差自然就检查出来了。要收拾屋子，用泥抹好墙，有缝隙不行，鼠洞全都抹死，并在炕前挖一道沟，防老鼠和跳瘙。衣服、裤子都得消毒，用锅煮，说是煮跳蚤，消毒。衣服煮完，都小了一圈。


关门隔离这83天里，老钱家一家6口全部死去绝户了，老赵家一家三口绝户，杨亭鹤（音）家只活一个孤儿，刘贵贤家死了4口，钱守山家他一家八口人死了六口等等。村里前前后后有300多人被抬进了隔离所，到最后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八个人活着出来。由于我的病情还没彻底痊愈，我和王明山被转到了邻村“谢老婆旮西（音）”的隔离所里。谢老婆旮西（音）村得的是“肺百斯毒”，死亡率更高，这里的人跟小西艾力村的人没什么两样，像牲畜一样赶进抬出……目睹了几百人的死去，死亡对于我来说已经麻木。二十几天后，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隔离所。


本年12月底，由于生活实在是穷困，每天只能吃高梁米，小米，鸡谷米（音），菜都吃不上。人只能强活，在通辽无法生存。母亲带着我和九岁的弟弟回到了辽宁法库西岗子老家。在那里我们开始了艰辛的生活。来通辽的时候是五口人，可是回法库老家只有母亲，我和9岁的弟弟三口人。在通辽我有病欠下了外债，可恨的旧社会只能将姐姐卖给老闫家当媳妇换点钱还外债。而我却带着鼠疫留下的后遗症回到了老家。

由于得“线百斯毒”大腿根起包，烂掉了两大块肉，大腿无法正常回流血液，病腿比好腿粗一倍，还经常流脓，淌水。疼痛难忍。鼠疫给我一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1952年，我在法库老家娶了媳妇。后来，我带着妻子来到本钢机务段当了一名工人。感谢党，国家，公司领导对我的关怀帮助，由于我的病腿行动不便，公司给我安排轻松的工作给我，让我看管空气压缩机。而且我有病住院，吃药也花不了多钱，国家给承担很多。我有四个儿子，虽然生活困难一些，但有国家和领导的帮助过的还不错。

虽然国家和领导的关心无微不至，但这64年病腿的痛苦却让我无法忍受，住院更是经常事，住院次数数都数不过来。住过的医院有：本钢总医院，本钢附属医院，沈阳医科大医院，去小门诊挂吊瓶更是长事。留下鼠疫的后遗症让我经常发烧，一发烧就烧到40度，最高烧到41。6度，几天也不退烧，腿还长年流水，太痛苦了！！一犯病工厂活不能干，家里活也做不了，还要养活四个儿子，家里的活，养活儿子全部由我爱人一个人承担。我多次都不想活，这病太痛苦。有几次我站在10米高的煤塔上想直接跳下来，可一想到孩子还小，我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由谁来养活他们呀？所以我就放弃了，鼓起勇气面对新的生活。

我多次去本钢医院去看病，外科的主治医生陈百刚大夫说帮助我治疗，后来介绍我去沈阳医科大淋巴线科的张秋彦教授。经过多次查找张秋彦教授，张秋彦教授决定给我做实验性的手术。回家和老伴商量，一想：孩子还小，还有两个下乡的，大儿子白云华下乡到兰河裕，二儿子白云福下乡到张其寨，还有二个小点的儿子。这是实验性手术，要是失败，手术后腿无法行走，这个家就没有顶梁柱，就没办法生活，所以就放弃了做这个手术。直到现在一直生活在痛苦中。

鼠疫给我留下的废腿，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日本人手底下发生的那场灾难。64年了，我遭罪了64年，鼠疫的后遗症带给我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。60多年来，病腿让我行走困难，经常发高烧，几天都不退。大腿从来都是肿涨，是别一条腿的两倍还多，疼痛难忍，老伴跟我受了几十年的罪，年年犯病，日日受罪。我下定决心，要跟日本人讨个公道。向世人讲述这段历史。决定对日政府进行控诉，要求日本对侵华罪行进行道歉，并给予经济上的赔偿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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